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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开国领袖毛泽东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在家风家教方面也堪称一代典范。他给自己定下三条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在亲情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之间，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1950年11月25日，毛泽东同志的长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前线不幸壮烈牺牲。接到志愿军司令部的报告后，周恩来考虑当时毛泽东身体不太好，怕这个悲痛的消息会使他的健康雪上加霜，就压下来没有告诉他。直到 1951年1月2日，在朝鲜战场第二次战役取得胜利、毛泽东的身体也已经康复之后，周恩来才将志愿军司令部关于毛岸英牺牲的电报送给毛泽东。

当时担任中央机要办公室主任的叶子龙先看到了这个电报，他的心情十分悲痛，也担心毛泽东无法承受这个沉重的打击。他拿着电报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默默地将电报递给正在沙发上看报纸的毛泽东。毛泽东接过电报，办公室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起来，那份简短的电报他看了足足三四分钟，一言不发，脸色也变得非常难看。过了一会，毛泽东抬起头，双手颤抖着从茶几上的烟盒抽出一支烟点上，眼睛变得湿润了，可他最终也没有哭出来，只是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向叶子龙摆了摆手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

一个多月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回北京汇报朝鲜战局，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并内疚地作了检讨。毛泽东听罢，沉默了一会，对彭德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作为无产阶级战士、共产党员，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你要回去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

毛泽东对毛岸英要求十分严格。毛岸英8岁时就跟着母亲杨开慧被关进国民党的牢房。母亲牺牲后，他和两个弟弟在上海饱尝了艰辛磨难。1936年夏，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他被送到苏联学习。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他参加了苏军，跟随部队攻到柏林。1946年1月，毛岸英回到延安，这时父子已分别19年。见面后，毛泽东马上让儿子脱下洋装，换上布衣，到陕北贫瘠的乡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后来又让他参加西北农村的土地改革工作队。北平和平解放后，毛岸英和两名扫雷专家带领一个工兵排，首批进入北平，负责排除重要设施、处所的地雷、炸药等，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危险性很大的工作，毛泽东却没有阻止。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艰难繁重，毛泽东又让毛岸英到工厂一线，担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这里的工人都很喜欢和信任这个年轻的书记，却没人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毛岸英立即提出参加志愿军的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当时，毛泽东身边有工作人员曾劝说，岸英还是不要去朝鲜参战了。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已经在革命战争年代失去了五位亲人。这个劝说被毛泽东断然拒绝。

多年后，毛泽东向自己青年时代的好友周士钊谈了为什么要送毛岸英上前线，他说：你说我不派他去，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但你想一想，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

毛泽东逝世后，人们在清点遗物时，意外发现一个箱子里有几件毛岸英的遗物：一件棉布衬衣、一顶蓝色军帽、一双灰色沙袜。这几件东西，毛泽东整整保存了26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是毛泽东对爱子无尽思念的寄托。

“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1949年8月10日，正忙于筹备新中国开国事宜的毛泽东抽空给远在长沙的一位亲戚写了这样一封信，“杨开智先生：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此复。敬颂大安。毛泽东”。

信中提到的杨开智，是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的哥哥，他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后来回湖南工作。早年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曾得到过杨开智一家的掩护和帮助。杨开慧牺牲后，是杨开智的夫人李崇德将毛岸英三兄弟平安地护送到上海，交给了党组织。杨开智的女儿杨展（信中的展儿）也很早就参加革命，1941年在晋察冀边区英勇牺牲。

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杨开智又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北京工作。至亲关系、为革命做过贡献、光荣烈属，又有专业技能，这样的条件，得到一点照顾，在北京安排一个岗位，似乎也不会有人非议。但毛泽东却不这么认为。一个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如果开了裙带之门，开了念旧谋利的先例，势必会损害党的威信，会动摇人民的信赖。

10月9日，毛泽东给杨开智又回了一信：“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同时，毛泽东还给当时的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写了一封信：“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

讲规矩，守纪律，这就是毛泽东在亲情前的选择。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杨开智没有再提到北京工作的事，而是安心在湖南的农业部门发挥自己的专长。他先后担任过省农业厅的技师、研究室负责人、省茶叶公司副经理等职，一直在湖南农业领域干到退休。

“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湖南湘乡唐家坨外祖父家——文家度过的。在文家，他得到了众多长辈的喜爱和照顾，也同文家的表兄弟、表姊妹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家的一些亲戚和朋友，纷纷到北京看望毛泽东。其中有些人提出了希望毛泽东能够给安排工作的要求。对这些要求，毛泽东一概拒绝。在他五十年代给亲友们的书信里，有很多与找工作相关的内容：“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

还有的人从北京回来后，就觉得和主席攀上了关系，续上了交情，在乡亲们面前神气得不得了，甚至讲大话，摆架子，在群众中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毛泽东的表侄文炳璋时任湘乡县石城乡武装部长，他听到了群众的反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文家有人“不大服政府管理”的情况。

毛泽东接到这封信后，高度重视。1954年4月29日，他专门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坨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

正因为深爱着这些亲人，毛泽东才决不做他们缺点错误的靠山，不为他们的缺点错误撑腰。相反，他把这份浓郁的关爱化作了严格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不断进步。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大情大爱、真情厚爱。（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16年第7期，作者：王均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主任）